学术产出世界第一中国基础科研应警惕大跃进

凡人

学术产出世界第一 中国基础科研应警惕走向“大跃进”


北京时间3月15日上午，2018年中国政协会议最后一场“委员通道”开启。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卫谈科技创新问题时表示，中国基础研究发展非常迅速，其中，现在的学术产出已居世界第一，学术影响力也跃居世界第二，学术产出质量也达到了世界上的平均水平，可角逐世界大奖的成果逐渐开始出现，呈现了从数量到质量同步发展的好趋势。

中国基础科研除了论文数量外，更应该考虑要达到什么目的

关于中国的基础科研，前不久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接受采访，也谈到中国基础科研的一些相关问题，其中一个担忧就是中国的基础科研很容易走上大跃进的路子。

他从历史原因、基础研究本身的特性等分析了他有此担忧的原因。中国之前基础太差、底子太薄，现在终于有机会快速发展；但目前又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和人才储备去全面发展，就只好选取目前看似有优势的领域快速发展，也就是常说的“集中精力办大事”。他同时指出之前搞的干细胞计划，和现在正在力推的脑科学计划等，就是这样的路数。

“集中力量办大事”听上去似乎没有错，但是 “大事”如果选错了怎么办？不但不能弯道超车，而且会把车开到死路上去。中国此前有过“大跃进”的惨痛教训。

“大跃进”的教训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共利用本土充裕劳动力和蓬勃的群众热情在工业和农业上不切实际地增产（即“跃进”）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随后造成了一系列破坏性的后果，浮夸的现象背后随之暴露出很多问题。

大量资源遭到浪费，劳动力的转移带来产业结构畸形和农业生产的不足，高指标引发的“浮夸风”，以及脱离实际的生产瞎指挥风……1960年冬开始，这场脱离实际的运动才逐渐被叫停。

其实“大跃进”在中国科技界也不是新鲜事儿。在此之前，既有干细胞计划，也有重大传染病防治、新药研发等重大专项。搞了这些年、投了那么多钱，这些“计划”“专项”是否有真正有影响的产出呢？如果就论文数量来讲、培养了多少人，说起来也是“硕果累累”，但是放在一个比较长远的时间段再回过头来看，这些“计划”“专项”产出了什么？留下了什么真正有影响的东西？这是比论文数量更重要的影响力。

不过，“大跃进”也有它的好处，有声势、有规模，在中国会很快就容易形成一定的声势。但它的结果，最后会是数文章、数影响因子、数培养了多少博士。但是搞基础科研，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培养人才、发文章，是必要的，但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

根据王晓东的观点，中国搞基础科研不能只局限在中国，要参与全世界的大循环。这就要对全世界的科学发展有所了解，弄清楚在全球的科研体系中，自己到底处在什么样的生态位上。

他的这些担忧与建议，都是建基于对历史及对目前基础科研理解基础上的真诚劝告。

中国要想在基础科研有所突破，必须有一批在国际前沿真正有学术话语权、受人尊重的科学家长期潜心耕耘。但这方面的科学家本来就屈指可数，搞“大计划”可能就得把这些人拎出来、让这些科学家当牵头人。但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科学家脱离研究领域，走向官僚，长此以往，会对实验以及学术最新动态缺乏了解，因此，把科学家拎出来的结果会是误己害人。

如何避免？这就需要在审批学术、学术自由、与政府的关系上厘清。

回归学术本身

中国目前的审批学术、等级学术的规模化大有加剧之势。上世纪90年代前，因为公众对科学教育于兴国的意义体会并不深，财力也有限，相应地，对学术活动的投入也较少。之后，在这两方面都有较大积极的改观，尤其是211工程、973计划、985工程的提出。

但学术归根是学者的事情。宁静致自由，自由成学术。中国政府最该做的，是想方设法把科研经费弄足、把环境弄好，而不是具体做这个做那个。加强基础科研也不能搞一刀切，而应该创造一个物种丰富、共荣共生、光照充足的生态环境。

对中国来讲，如王晓东所说，“基础科研不能自娱自乐，要到奥运会上拿奖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