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光棍危机2020年或全面爆发:单身男性上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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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棍危机2020年或全面爆发:单身男性上千万


　　出生性别比失调是性别偏好、生育数量限制和胎儿性别鉴定这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后果，这三个因素缺一不可。

　　河北赵县的赵大姐愁眉不展，25岁的儿子还没说上媳妇，她的心里总是压着一块大石头。曾经相过一次亲，女方开口要15万元彩礼，家里拿不出这笔钱。48岁的赵大姐无奈到北京做家政，帮儿子攒钱娶媳妇。

　　“现在的姑娘太金贵了，开口就是三斤一响。啥三斤?一百元的大票要称上三斤!一响就是还得买辆车，房子就不用说了，哪少得了?!”赵大姐说。

　　据第一财经客户端记者了解，河北等地农村近几年彩礼上涨得很快，从五年前的不到十万涨到现在的十五万甚至更高。

　　不菲的彩礼再加上新房等其他投入，娶一个媳妇往往会耗尽一个家庭多年的积蓄。而对相对贫困的男性来说，只有一条路——打光棍。彩礼水涨船高，越来越多的光棍村开始出现。

　　畸高彩礼和光棍村的背后，是一个非常棘手的现实：中国已经出现严重的性别比失衡，适婚男性人口比女性多出数千万。人口学者、高级统计师姚美雄判断，光棍危机可能于2020年后全面爆发。

　　性别比失衡严重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4年末，中国大陆男性人口70079万人，比女性多3376万。8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例为136:100，7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则高达206:100，男女比例严重失衡。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异常的性别比失衡呢?一般来说，造成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性别比失衡有两大主要原因：移民和出生性别比失衡。由于移民比例很小，中国人口性别比失衡的根本原因是出生性别比失衡。

　　在 正常的自然情况下，出生性别比一般介于103和107之间，也就是说，每出生100个女婴，相应有103至107个男婴。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在1980年代 之前基本正常，在1982年为107，但之后迅速攀升，1990年达到111.3，2000年升至116.9，到2004年更高达121.18。尽管自 2008年以来出生性别比有所下降，但仍然徘徊在117左右的高位。

　　国家卫计委在今年初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体系创新研讨会上表示，目前中国出生性别比整体水平依然偏高，其后果已经显现，风险进一步聚集和扩大。

　　过去20年来，中国出生性别比一直高于115，成为世界上出生性别比失衡最严重的国家。

　　光棍危机

　　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直接后果就是光棍危机。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从1980年到2014年，中国一共出生了6.75亿人，这34年的平均性别比是114.7.按性别比正常值推算，男性比女性多出了3000多万。

　　“婚姻挤出”很形象地显示了性别比失衡对婚姻的影响——原本相对稳定平衡的婚姻市场因为多出数千万男性变得拥挤，使得多出的男性被挤压出去，被迫成为光棍。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刘燕舞在河南、湖北、贵州等地调研发现，光棍率自80年代中后期至今逐渐加剧上升。此外，光棍大部分集中在农村，有些贫困山区，甚至出现了光棍村。

　　姚美雄告诉第一财经客户端记者，男女性别比失衡会造成早婚、订婚、婚姻买卖现象增多，导致婚姻错位、代际争夺及婚外情、第三者插足、非婚生育以及同性恋、性疾病、性犯罪等社会现象增加，危害社会公共安全。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树茁2010年牵头所做的《中国的性别比失衡与公共安全：百村调查及主要发现》证实，大量失婚青年的存在，客观上的确激发了买婚、骗婚、买卖妇女等犯罪行为。接受调查的364个村庄中，有约30%曾发生过骗婚。

　　2014年11月的一天，河北邯郸数十名越南新娘集体逃跑。警方侦查后证实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跨国骗婚案。每一个逃跑新娘的背后都是一个为儿子的婚事操碎了心的家庭。这只是近年来不断增多的骗婚案中的一个。

　　风险还远远不止这些。长期进行性别比失衡问题研究的李树茁提出警告，性别比失衡风险通过一定的程式聚集、放大、扩散，可能会促使已有的社会风险更加复杂化、多样化。对这一点，目前我们的认识还很不到位。

　　天平为何倾斜

　　性别比失衡带来的风险巨大，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要找到解决方案，首先要回到原点，看看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原本比较平衡和稳定的人口性别天平出现了严重的倾斜。

　　今年初召开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体系创新研讨会上，多位专家提出，出生人口性别比高位运行的罪魁祸首就是性别不平等，群众生育观念落后，男孩偏好仍然严重。

　　人口学者黄文政、梁建章不赞成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出生性别比失调是性别偏好、生育数量限制和胎儿性别鉴定这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后果。这三个因素缺一不可;去掉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不会出现男女比例失调。

　　“重男轻女的思想在中国和世界一些其他国家和地区一直存在，但中国的男女出生比例在最近几十年才严重偏离正常水平，并高于其他所有国家和地区。严苛的计划生育政策难辞其咎。”黄文政说。

　　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当年出生性别比为116.9，其中第一胎出生性别比为107.12，第二胎就飙升至151.92，第三胎更高达160.3。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第一胎的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越往后就有更多的女胎被选择性堕胎，从而推高了出生性别比。

　　如果仅有性别偏好，父母可以通过多生孩子来达到选择性别的目的。但是当性别偏好、生育数量限制和胎儿性别鉴定三个因素都具备时，出生性别比的畸高几乎是难以避免的。

　　人 口普查与生育政策地区分类数据表明，中国执行“一孩半”政策地区2000年出生性别比高达124.7，比二孩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高出15.7个百分点。这 充分表明了生育政策限制对出生性别比的强烈影响。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都执行“一孩半”政策，如果头胎是女儿，政策允许生育第二个孩子。有些夫妻在生了一个 女儿后，希望再生一个男孩。他们会在怀上第二胎后，鉴别胎儿性别;如果是男孩则生下来，如果是女孩，则主动上报，以意外怀孕为理由堕胎。生育限制政策迫使 人们通过阻止部分女婴的出生来实现生育男孩的愿望。

　　不再“失踪”的女性

　　失踪女性 (missing women)最早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上个世纪90年代提出，被用来指代那些因人为干预因素没能来到这个世界或者因性别偏好较早死亡的女性人口。根据阿马蒂亚·森的估计，全世界约有 1亿多名女性因为人为性别选择而失踪，其中中国和印度是重灾区。

　　每年卫计委都会联合各相关部委开展声势浩大的打击“两非”(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活动，力图阻止那些企图选择性别的人通过胎儿性别鉴定达到目的。

　　第一财经客户端记者曾经在江苏北部农村调查发现，尽管很多医院畏惧惩罚不敢明明目张胆做胎儿性别鉴定，但是如果是熟人，私下做个B超鉴定性别是很习以为常的事。

　　至于选择性人工终止妊娠，更加难以监管。没有任何一个意图堕掉女胎的孕妇会主动告诉医生自己的真实目的。由于终止妊娠是计划生育政策下超生怀孕后被认可的处理措施，孕妇只需告诉医生自己肚子里的孩子不是第一胎就可以顺利堕胎。

　　更重要的是，敬畏胎儿生命的意识依然没有普及，对很多人来说，堕掉腹中胎儿并没有很大罪恶感，更何况是为了性别选择的“合理需要”。

　　根据历年《中国卫生年鉴》的统计，从1971年至2012年，中国人工流产总数为2.7亿人次，若加上数量可观的药物流产，总的流产数量令人叹为观止。

　　针对前文所述导致出生性别比失衡的三大因素，梁建章表示，重男轻女的观念虽然已经淡化，但依然会长期存在;禁止胎儿性别鉴定技术也不可能完全有效。因此，要使男女比例恢复正常，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全面取消生育限制政策。

　　北京大学人口学教授穆光宗认为，消除重男轻女观念，需要重建生育文化，工程浩大，难以一蹴而就。而性别比严重失衡、生育率超低的现状迫切需要改变。他认为，最可行、见效最快的对策是放开生育限制。

　　在人口学者何亚福看来，立法保护胎儿生命权是解决性别比失衡的根本方法。堕胎之所以被中国大部分人看得平常，是因为没有把胎儿当作拥有 生命权的个体来尊重。但在具体法律法规当中，对于胎儿有许多自相矛盾的规定。比如《民法通则》规定，公民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没有出生的胎儿没 有公民权力。而《刑法》规定，“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继承法》更明文规定尚未出生的胎儿享有财产继承权。

　　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的状况若不改变，会令中国蒙羞。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相关组织、每位公民的积极参与。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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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回应“一妻多夫”质疑：中国过去有 现在也有

　　浙财大教授谢作诗

　　我写文章《“3000万光棍”是杞人忧天》，本意无非是反驳那些危言耸听、杞人忧天，宣称“3000万光棍”将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的所谓专家学者。

　　其中道理是：既然价格是调节供求关系的，如果允许其灵活调整，那么怎么可能有“短缺”、“过剩”之说呢？如果允许工资自由浮动，那么不可能有失业存在。如果允许大家自由选择，社会一定会自然演化出解决办法，“3000万光棍”将不再成为社会问题。

　　然而有趣的是，文章竟引来网民铺天盖地的谩骂，有在网络上谩骂的，有直接打电话谩骂的，有发短信谩骂的，还有打电话给我单位的。原因竟然是我把男女关系比作交易关系，我的允许“一妻多夫”来化解3000万光棍问题的说法，破坏了人伦道德，不配为人师表。

　　我把男女关系比作交易关系怎么了？人类的一切关系，本质上都是交易关系。交易并非都体现在货币金钱上。婚姻是交易。没有财，你得有才；既没有财，也没有才，你得年轻、帅、肯付出感情。父母与孩子之间也是交易。不要以为父母养孩子就是无偿付出，完全没有回报的事情绝不可能发生。且不说有养儿防老的考虑，孩子带给父母的快乐是无与伦比的。现代人由于收入提高，养儿防老的收益下降，生孩子的意愿跟着也下降了。这种情况在西方发达国家正在发生。正因为生养孩子本质上也是经济关系，所以计划生育完全多余。

　　交易是世间最高尚的东西。交易的基础是自愿，否则是偷、是抢、是掠夺。交易的结果一定是双方都得到改善。恋爱中的男女，一定是双方脸上都洋溢着甜蜜幸福的笑容。呆哥我每次买了新东西，总是开心的不得了。信不信，那个卖货的小姑娘也正在开心地数着钱呢！

　　至于“一妻多夫”化解3000万光棍问题是否破坏了人伦道德，要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3000万光棍是无可改变的既成事实。面对这个现实，要么，我们放下既有的道德信条，允许几个男人找一个女人；要么，我们挥舞道德大棒，坚守一夫一妻信条，然后让3000万光棍没有女人，没有希望，仇恨社会，真正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二选一，你选哪一个？

　　不要说我破坏了传统道德，你能不能找到一个不破坏传统道德的解决办法？

　　并非我喜欢女人找几个男人，我不喜欢，我在内心深处甚至厌恶。可是，不能因为我的不喜欢，就剥夺了3000万光棍找女人的权利。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万般无奈的选择啊！

　　不要给我谈论道德。不让3000万光棍有女人，使他们生活没有希望，然后去强奸、砍人、爆炸（为防再被道德大棒所伤，这里强调只是可能性，我没有说他们一定这样），难道这就是你的道德？你这是饱汉不知饿汉饥、站着说话不要腰疼，这才是天底下最大的不道德。

　　也有人指责我的办法违背法律。可是法律条文也得与时俱进吧！计划体制下有投机倒把罪，是不是我们现在还要保留？计划体制下同时跟两个女孩子处对象要被判刑，是不是现在也要被判刑？面对3000万光棍，我们是死守法律条文，还是应该修改法律以解决问题？

　　其实，“一妻多夫”并不是我吃饱饭后的异想天开，更不是我在哗众取宠。

　　有网友私信我：“谢教授，看到您解决光棍问题的建议，虽然批评的人很多，但我赞同。我的家乡河南在1949年以前，广大农村普遍存在“拉帮套”现象，穷人家一对夫妻，几个孩子，再有一个光棍汉在一起生活。街坊邻居都知道光棍汉就是个“二爷”，免费的长工，帮助夫妻养家糊口。生下的孩子里面，也可能有光棍汉的。还有一种情况是弟兄几个凑钱，给一个长得好的兄弟娶个媳妇，一起生活。几千万光棍，不可小觑，怎么解决，不能冬烘。”

　　还有网友私信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个北方偏僻农村的同学给我讲，家乡穷小子一年到头外出打工，回来过年，村里中年男人主动让出老婆给他一起过个年，年后，他钱花光了，滚出去继续打工卖苦力。听到这事，感觉十分悲凉。”

　　可见，“一妻多夫”早就存在。国外有，例如印度就有。中国过去有，现在也一直有。

　　其实，骂是不可能激怒我的，否则我还叫呆哥！但我的确对中国的教育深感悲哀，怎么说都是经过九年义务教育的，很多人还受过高等教育，为什么不能就事论事，开展辩论，而要张嘴就破口大骂？为什么只会挥舞道德大棒，却完全没有理性思考的能力？

　　骂我也可以，但是要看了我的文章后再来骂。那些骂我的人，知道我到底说了什么吗？

　　真理愈辩愈明，我欢迎大家跟我辩论。我甚至期待有电视台组织一个辩论会，来辩论辩论这个话题。但是要以理服人，不能上来就骂，不能只做道德审判，要做理性分析。

　　王小波说：公兔子也会做价值判断：母兔子好，大灰狼坏。有100个男人，可是只有90个女人，你说这种情况怎么办？要不你做变性手术，解决2个剩男的问题？

　　网友天津有所思私信说：“谢教授，我看懂您《“3000万光棍”是杞人忧天》文章的意思了。浮躁社会里缺乏的就是对事实的理性思考。经济学科普工作任重道远。希望您不要被无良喉舌与愚众吓倒，继续科普经济学。功德无量。”网友老实和尚私信说：“呆哥的文章好就好在不仅可以传播常识，而且还有测试智商的效果。”我自己发微博说：“做个调查游戏，反对这篇文章的人，有几个有钱人？不是有钱才不反对这篇文章，而是不反对这篇文章，才成为有钱人啊！不能理性思维的人，怎么可能发财呢？”

　　骂我的人越多，说明我们肩负的责任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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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作诗：“3000万光棍”的杞人忧天

　　有新闻报道称，2020年中国将会出现3000到4000万的光棍。人们似乎已经看到，3000万光棍聚众抗议社会不公，老年以后老无所依，孤独终老，形成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

　　真的会这样吗？

　　我不否认3000万光棍的事实，但我否认一定会出现这样严重的社会问题。

　　坏的经济学会认为有“短缺”、“过剩”之说，但是好的经济学认为没有这回事。道理是这样的，人为能够控制货币价格，但是不能控制非货币价格，而真实的价格是货币价格和非货币价格的加总。你把货币价格压低，那么非货币价格就会上升，反之反是。你把火车票价压低，那么排队购买、拥挤就会发生。排队的时间、拥挤带来的不舒服也是乘火车的代价，叫做非货币价格。最终乘车的代价没有变化。你把最低工资拔高，那么排队、托人情找工作就会发生，工作的实际收入要把这些代价扣掉。最终工作的实际收入也没有变化。

　　既然价格是调节供求的，重要的是实际价格，不是名义价格，而人为能够控制货币价格，但是控制不了实际价格，那么又怎么会有“短缺”、“过剩”一说呢？

　　光棍的存在只是增加了女性的相对稀缺性，提高其价格，绝不意味着两性的市场就不会出清，就会出现剩男。如此看问题，光棍及其相关的性问题也就变成了收入问题。

　　收入高的男人，会优先找到女人，因为他们出得起高价。

　　收入低的男人怎么办呢？一种办法是几个人合起来找一个老婆。这并不是我的异想天开，在那些偏远的穷地方，就有兄弟几个合娶一个老婆的，而且他们还过得其乐融融。

　　不愿意合娶，或者法律不允许一妻多夫怎么办？那可能真的只能光棍了。但光棍不意味着他们就不能获得性生活。由于3000万光棍的存在提高了女性的性价格，这会增加其供给。

　　改革开放后，在一些沿海地方，男女比例严重失衡，但性的问题是不是就因此而不能解决呢？你听说过搭伙过日子的吗？听说过几个女孩子养一个男朋友的吗？那几个男人养一个女人不可能吗？再说了，还有发廊妹、站街妹……这些不也是解决性的途径吗？

　　性的问题，总是要解决，不能合法解决，就会非法解决；不能在阳光下解决，就会在黑暗中解决。3000万光杆是既成的、短期改变不了的事实，而市场总是要以某

　　种方式出清，问题只在于我们愿意以哪一种方式出清。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既不允许一妻多夫，也不允许婚外性行为，那就只能接受社会不稳定了。非常幸运的是，这种选择是实现不了的。

　　情绪宣泄不是科学。科学是能够帮助我们理性推断未来的东西。3000万光棍未必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但一定会带来性的自由。如真的带来了严重问题，那也是法律、观念的错。

　　一切问题本质上都是价格问题、收入问题。如果我们真的担心3000万光棍，那就老老实实发展经济吧。经济发展了，王老五们收入高了，就会有东南亚的、非洲的姑娘嫁过来。

　　问题的另一面是，可能我们忽视了中国国情，夸大了3000万光棍的事实。

　　众所周知，中国存在严重的食品安全与环境污染问题。例如雌激素的使用就已经泛滥。除了女性大量服用的避孕药，还有动物饲料中的各种添加剂。造成的后果难道只是女性早熟吗？比如就有报道两三岁的小女孩乳房就发育、来例假了。其对男人会不会也有影响呢？

　　雌激素泛滥，就算不减少男人的数量，会不会减少男人的性的需求数量呢？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我身边是大龄女青年多，而不是大龄男青年多，托我介绍对象的多是女方家长，而不是男方。或许你会说你在城市，城市是大龄女青年多，农村是大龄男青年多；层次高一点是大龄女青年多，低一点是大龄男青年多，因为男人愿意低娶，女人一般要高嫁。对此我无法反驳。

　　但是为什么广场舞主体是大妈们，大爷们去哪里了？不要说男人寿命短、女人寿命长，而且丈夫一般比妻子年龄大。能跳广场舞的大妈们，她们的老头还在的。可能的推断只能是，老头们没有这样的需要，也没有这样的体能了。期待医学能给一个答案！

　　我甚至怀疑，允许同志合法结婚，可能也能缓解3000万光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