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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秩序正在解体 世界正梦游走向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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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8-26 08:11:3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郑永年:世界正“梦游”走向战争


历史地看,整个世界秩序正在解体之中。起死回生的努力不会中断,但效果令人怀疑。

特朗普政府向中国各界(政党、政府、企业和个人)发起的一系列极具攻击性的动作,令人眼花缭乱,颠覆人们业已确立起来的“美国观念”,唯一使人们感觉到的只是“只有人们想不到的,没有特朗普政府做不到的”。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只是这个权力就是一切、一切为了权力的美国总统,在特殊的时刻(美国大选)所使用的特殊手段吗?如果这样,人们便过于天真了。

美国对华政策的急剧变化具有其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早就隐含在特朗普之前数十年的超级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进程之中,是超级全球化导致美国超级民族主义(hyper-nationalism)的崛起,而这种超级民族主义以特朗普的形式表达出来。如果不是特朗普执政,所不同的只是不同的个人所用的方式不同而已,形式不同而已。

这一波超级全球化,由1980年代英国撒切尔革命和美国里根革命发始,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终止。和以往的全球化相比较,这波超级全球化呈现出几个显著的特点。以英美为核心的西方国家放松经济管制,尤其是金融的管制,金融资本、技术、人才和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

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巨量的财富被创造出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资本阶层还是劳动阶层,凡是被纳入这个全球化进程中的,都获得了不小的利益。世界似乎普遍兴旺繁荣。

乐在其中的人们为超级全球化欣然的同时,西方社会发生了人们并不想看到,也没有预期到的变化。在个人层面,收入和财富差异急剧增加和拉大,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大多数人的收入和财富急剧减少;中产阶层快速缩小,而底层(穷人)扩大,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从往日引以为傲的“中产社会”向“富豪社会”转型;因为社会分化而已经弱化的政府,失去了全面的经济主权,尽管国家名义上的财富得到扩张,但国家因为资本、技术和制造业的流失而失去了税收和就业。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则为这个过程雪上加霜,因为这些技术导致就业机会的急速减少。

因此,西方社会很快从超级全球化转变为超级民族主义。在内部,西方首先表现为右派民粹主义的崛起,而右派民粹主义崛起的外部表现,就是基于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反移民、反全球化、反国际合作、单边主义等,都是右派民粹主义的普遍特征。右派民粹主义先在欧洲崛起,现在不仅延伸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且其中心转移到作为资本主义大本营的美国。

作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典型,美国成功避开了19世纪、20世纪欧洲式的社会主义运动,避开了欧洲式的福利国家制度。欧洲诸国的福利制度,限制了右派民粹主义,但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没有能力抵御右派民粹主义。正如奥巴马政府的改革政策所表明的,美国的客观现实,要求这个国家发展成为欧洲式的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但内部的保守(右派)民粹主义的崛起,使得这个努力成为不可能;相反,右派民粹主义力量努力把内部矛盾转移到国外,导致超级民族主义的盛行。

没有世界的世界观

历史从来不缺经验教训。这些年来,人们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讨论“修昔底德陷阱”或“1914年场景”。2014年前后很多人相信,当时的中美关系犹如1914年一战之前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但当时并没有多少人信,总认为当时的世界和1914年前的世界,具有不同的性质。但现在没有多少人会这么认为了,只不过“1914年场景”来晚了几年。

从1875年到1914年的数十年间,世界经济经历了一波前所未有的全球化。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全球化。因为当时的全球化以欧洲国家为核心,全球化导致欧洲各国经济高度互相依赖。尽管民族主义在崛起,尤其在远较西欧落后的东欧国家,但没有人相信欧洲国家之间会发生冲突,总认为冲突是可控的。

经济自由主义的信条是“看不见的手”,即每一个人的自私自利行为,最终可以通过市场导向社会总体福利的提高。人们也相信这一信条能够发生在国际政治领域,相信各国的自私自利行为(民族主义是其集中体现),会导向国际集体福利的提高,即和平。因此,各国都认为自己的行为正当合理,是道德的。结果呢?犹如历史学家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在《梦游者》(Sleepwalkers)一书中所说,大家最终“梦游”到了战争里。

今天的世界其实和“1914年场景”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简单地说,物质世界的超级全球化不仅没有导向人们心理世界的全球化;恰恰相反,越来越多人的心理世界,越来越“地方化”和“狭隘化”,而心理“地方化”和“狭隘化”便是超级民族主义的心理基础。或者说,超级全球化要求人们的世界观具有越来越多的“世界”成分,但实际上今天人们的世界观越来越没有“世界”了。

超级民族主义是人们(主要是掌权者和财富掌握者)在超级全球化下“梦游”的结果。超级全球化为一些个人、一些企业和一些国家创造了无穷的机遇。但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国家,都是梦游者,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环境里,他们对真实的世界缺乏理性思考。新自由主义教条告诉人们,世界本来就应该这样;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应当是完全自由的,因为资本的自由为社会带来巨大的福利。新自由主义的信仰者(也往往是利益获得者)则相信,世界本来就是这样的,并且会永远如此。

实际上则不然。尽管财富阶层越来越富有,更多的个人和社会阶层却成了超级全球化的受害者。在富豪社会里,财富阶层既没有社会责任心,也没有尽力去推动政治的变革,以实现哪怕是低度的社会公平和正义。尽管有少数美国富人催促政府向他们多征税,但对既得利益阶层整体来说,这种“自我革命”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性。实际上,既得利益没有能力自我革命,也是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革命”的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IT技术、社交媒体一方面在推动超级全球化,不仅仅是物质的全球化,而且还是思想观念的全球化,但另一方面也以最快的速度促使认同政治的形成。今天,无论哪个社会,“信息蚕”的问题普遍存在,并越来越深化。人们在现实世界没有安全感,所以转向虚拟世界。

缺少社会责任感的IT公司,并没有阻止这种分解社会的趋势;相反,它们纷纷利用这个机会来图谋巨大的商业利益。结果,人们的意识碎片化,意识上形成各种“团团伙伙”,因为只有这种虚拟世界的认同感,才表现出“弱势群体”的团结感和力量感。收入财富的分化本来已经使得社会高度分化,而意识上的分化加剧了社会的碎片化。族群、民族、种族、宗教、阶层和阶级等之间越来越分化,各自的行为也越来越激进化,甚至暴力化。

结果便是社会的解体和冲突的频发。国内认同政治多年前在欧洲爆发,以移民问题为核心。现在转移到美国,以族群政治为中心。外交是内政的延伸,美国的外交政策只不过是内部的民粹主义情绪,演变成为外部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产物。在民族主义引导下,国家超级自私,由以自己所认知的狭隘利益为导向,作出表面上理性,实则非理性的决策。

无论是认同政治还是民族主义情绪,都具有把自己道德化,把别人妖魔化的特征。很显然,一旦自我道德化,自己做什么都是正确、正义的。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经深深陷入认同政治的陷阱。

重组内部结构之必要

实际上,对美国来说,把内部矛盾外部化并不能有效解决内部问题。与中国的冲突,哪怕是战争,也解决不了美国的内部问题。美国的问题是内部经济和政治结构问题。矛盾的爆发只是表明美国迫切须要调整和重组内部结构。欧洲式的民主社会主义是个大趋势。尽管近年来美国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诉求声音趋于强大,但要转化成为实践,需要很长的时间。欧洲经历了长时间的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美国也必须找到自己的方式来实现转型。

作为超级大国,美国认同政治的影响远超美国本土。其他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理性”算盘,大都把中美冲突,视为获取自我界定的利益和自我认同的价值观的机会。澳大利亚、英国等西方国家早已选择和美国站在一起,另一些西方国家准备和美国站在一起。印度和东南亚一些与中国有南中国海领土主权纠纷的国家,也试图趁这个机会来获取一些利益。台湾不仅有美国在背后推动,台独力量也试图在寻求独立上有所作为。

不仅政府如此,企业也如此。美国的企业总是标榜如何独立于政府,但在中美交恶的情况下,这些企业也越来越有民族主义的色彩。一些企业利用这个机会,主动攻击和妖魔化中国的企业,哪怕是民营企业;一些企业积极配合美国政府的中国政策,另一些企业则已经表示随时可以配合政府的需要。更多国家的企业,更是对政府把中国企业排挤出本国的行为推波助澜,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自己发展的好机遇,他们可以填补中国企业所“让出”的空间。

更为重要的是,所有这些角色都以为自己的决策和行为是理性的,是道德的。很多角色已经深深陷入“梦游者”的角色。正如一战前的经验所显示的,如果这些角色不能醒来,他们必然“梦游”到最终的冲突。

美国的对华政策必然要招致中国的反应。可以理解,在外交上,中美两国官员和社会一直在互相抱怨、互相叫骂。这些年来,中国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也同样高涨。就收入和财富差异来说,超级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并不比其他任何国家低。基于百年耻辱之上的民族主义情绪还没有消失,又迎来了因为国家崛起而产生的当代民族主义,民众因为国家的富强而自觉地骄傲。

历史地看,无论是传统的,还是当代的,中国民族主义具有强大的能量。至少在言辞上,一些人主张就美国的对华政策进行全面出击,人们也一直在反击。一旦这种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反映到中国的对美政策上,中国也会陷入“梦游”状态。实际上,中国迄今没有跟美国“起舞”,也明确表示不会跟美国“起舞”,但即使这样,中国的忍耐度也是有限度的。

一旦美国损害了中国的根本国家利益,尤其是包括台湾在内的核心利益,中国必然会有效反击;同样,一旦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人们也必然会“自下而上”地反击,而不会考虑到这种反击的赢输问题。

也就是说,一旦中国和美国及其盟友一同“梦游”,战争的可能性就会急剧增加。

不过,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或者对受美国对华政策影响的其他国家的对华政策,中国如何保持其理性的反应方式,其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会过度。美国是针对中国的,跟随美国的那些国家也是针对中国的,其他一些国家即使不是直接针对中国,但对中国的崛起也是有诸多的不确定性,甚至恐惧,它们也是可以乘人之危的。

历史地看,整个世界秩序正在解体之中。起死回生的努力不会中断,但效果令人怀疑。解体之后的重建更有可能。国际秩序的解体便是国际大危机,但不一定是世界的毁灭,也有可能是新世界的诞生。正如一个国家内部的革命或反抗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国际冲突甚至战争也是如此。历史往往通过摧毁现存体系的方式(无论国内还是国际),来解决一些现存体系之下所不能解决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

但很显然,这种历史宿命论本身就是人类的悲剧。如果相信和平是美好的,人们就没有理由不去阻止那些向悲剧“梦游”的行为。

(作者郑永年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

来自/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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